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进入到全国性抗战。中日双方投入100万军队、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后，为攻占南京，日军一部沿太湖南岸向西进攻。 11月24日，湖州城沦陷，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在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民族灾难面前，湖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涌现了数十支抗日武装。其中郎玉麟部队、李泉生部队和朱希部队三支抗日武装最为强大。他们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次痛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湖州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党创建的浙西第一支抗日游击武装郎玉麟部队
    淞沪抗战爆发后，赴任中共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王文林、彭林，因战事交通受阻，辗转来到吴兴，结识了进步青年郎玉麟。不久，即成立吴兴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训员兼党支部书记，彭林任参谋。这支部队是在党领导下创建的浙西第一支抗日队伍，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支游击武装。
    郎玉麟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因崇尚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从1931年开始，他在家乡吴兴县弁南乡潘店村办小学教育，还曾尝试兴办蚕桑合作社和粮食储押仓库，帮助农民种桑养蚕增加收入，调节丰欠。然而，日寇的战火让青年郎玉麟的理想化作泡影。正当郎玉麟为国家和民族忧心如焚之时，王文林和彭林的出现，为他指点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1937年11月下旬，在王文林的提议下，他们组建了“流亡抗日工作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湖州沦陷后，“流亡抗日工作团”在安吉梅溪举办抗战训练班，招收一批青年学生，由王文林和彭林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游击战术。这为以后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 12月，经王文林、彭林介绍，郎玉麟在安吉递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抗战时期浙西第一个党支部——吴兴县抗日青年训练班支部，王文林任书记。
    经过积极筹备，组建抗日武装的条件已经具备。 1938年1月1日，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南埠乡何家埠村的铜盆寺成立。游击队成立初期，曾参加过长征的彭林就告诫大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人人学会做群众工作。游击队日常给养主要依靠募捐、战斗缴获、没收汉奸和投敌分子财产。武器来源主要依靠搜集国民政府军在撤退途中散落丢弃的枪支弹药。游击队民运组把抗日歌曲、日军暴行、铁蹄下同胞的苦难、国民党的腐败等内容编成《文化课本》和文艺节目，在驻地开展抗日宣传文体活动，使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由于游击队纪律严明，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被亲切地称之为“郎玉麟部队”或“郎部”。
    郎玉麟部队很快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中。 1938年2月，获悉外出“扫荡”的日军将夜宿妙西南埠头村。郎部兵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夜袭日军宿营地，初战告捷。接着，在吴兴妙西乡、龙溪乡等地，多次打击外出“扫荡”的小股日伪军，其中在杨家埠至长兴县城的公路上连续3次伏击日寇军车，毙伤日伪军多人。郎部声威大振。
    然而， 1938年初的湖州社会非常复杂，各式武装多如牛毛，且相互火并。在众多游杂队伍中，就包括红枪会等封建迷信组织。他们在日伪军、地方武装的挑唆下，曾两次袭击郎部，使其遭受损失。 3月26日，红枪会再次袭击郎部。为避免正面摩擦，已腿部负伤的王文林在掩护部队转移时挺身而出，晓以民族大义，反被手持红樱枪的红枪会暴徒乱枪戳身，不幸牺牲，年仅25岁。
    血的教训让郎部清醒地意识到，在复杂的情况下，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才能生存立足。此后，郎部从吴兴楂树坞转移至长兴和平镇附近休整。部队增设训练班、民先队、报社等组织，不断吸收有志青年，加强组织整顿和思想、军事教育，还建立“文林室”，宣传王文林的英雄事迹，以此壮大队伍，增强信心和勇气。同时，寻找有利时机开展游击战。
    1938年夏，郎部配合国民政府军第六十二师、第九十八师所属部队，突袭湖州西门外据点，重创驻湖日军，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打击日伪势力的活动中，郎部迅速发展到200余人，枪支增加到100余支，包括2挺轻机枪，部队的实力得到增强。 1939年，郎部再次配合国民政府军六十二师围攻德清敌军，在菱湖痛击从湖州前来增援的日军。当时的《民族日报》刊发战地消息：郎部大战安澜桥，重创敌人，战果辉煌。
    郎玉麟部队的发展壮大及战果，离不开中共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王文林牺牲后，彭林继任党支部书记。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彭林于1938年秋赴皖南，向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汇报浙西抗战形势和郎部情况。之后，新四军军部调派两名党员加强郎部工作，还特发一份十万分之一的浙江省军用地图和500发驳壳枪子弹。皖南之行，使郎玉麟部队与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1939年2月，中共在浙西的最高领导机关浙西特委建立，彭林任组织部长。郎玉麟部队成为浙西特委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特委机关一度设在该部，并成立特支直属特委领导。
    1938年，为争取合法地位并保存发展力量，郎玉麟部队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先后两次接受国民党吴兴县政府和浙西行署的改编。1939年11月，部队奉调浙东。1940年5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机行动”的指示，郎玉麟重回浙西组织武装，彭林继续留在部队。 1944年3月，彭林率部加入中共领导的金萧支队，后彭林任支队长。金萧支队在浙东开展抗日游击战，1945年9月北撤。
    重回浙西的郎玉麟受中共浙西特委单线领导。不到半年时间，郎玉麟以“浙西第二经济游击大队”的番号组织起200多人的武装，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1年4月27日晚，该部通过里应外合，全歼驻扎在湖州西门外上塘营房的伪军一个连。后又取得歼灭湖州三里亭伪军一个班、拔除长兴吕山小箬桥伪军据点等多次战斗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也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控制。郎玉麟的部队又一次被改编，他本人不仅被明升暗降，调离部队，也失去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1945年新四军开辟浙西抗日根据地后，几经辗转的郎玉麟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并担任吴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10月，郎玉麟任新组建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十二支队支队长北撤。
    创造辉煌战绩的长超部队
    位于吴兴县东南12公里的长超乡，河漾环绕，水网密布，是湖州通往菱湖、新市的水上交通要道。 1938年1月中旬，长超乡一带的青年农民在李泉生的带领下，自发成立“人民抗日义勇军”。这支部队早期主要在和孚、长超一带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和车辆，开展敌后游击战，被群众称为“长超部队”或“李泉生部队”。
    李泉生原为长超东泊小学教师。 1927年4月，在北伐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吴兴袁家汇（长超）区委书记、湖州中心县委委员兼菱湖区委委员、湖州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兼共青团湖州县委书记。 1929年12月，李泉生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抓捕入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回乡重执教鞭。
    日军攻占湖州后，长超一带经常遭受日伪军的烧杀掳掠。侵略者的暴行再次激发了李泉生的爱国情怀。他时常放下教鞭，四处联络进步青年，秘密筹划武装自卫。当得知一心想投靠日寇，正在筹建“长超维持会”的夏金生企图告密时，李泉生带人击毙了这个恶棍。此举倍受曾被夏金生淫威压迫的乡民赞誉，也威慑了长超及附近四乡为虎作伥的大小汉奸。
    1938年1月15日，李泉生带着一批组织尚未就绪的知识青年和农民，在长超以北的草田兜伏击日军船艇，当场击毙日伪军5名。不知虚实的日军开足马力逃向湖州。首战告捷，打破了“日本人不能惹”的恐惧心理，也鼓舞了当地民众的士气。四乡青年纷纷慕名前来，踊跃参加部队。长超部队就此宣告成立。
    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近200人、 3个中队。由于李泉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更注重在政治上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他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为部队制定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发展规划。部队设立政治宣传组，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并通过收听电台自编油印《战生报》，及时报道战时新闻。建立侦查组，分别在吴兴、八里店、路村、升山、旧馆、和孚等地设情报员，及时掌握敌情。还派员沿河塘收集散落的各种武器，改善部队装备。在地方建设上，恢复长超等地的保甲制，以解决物资和后援等事宜；设立流动施教团，在和孚至重兆以西各地兴办初级小学15所。通过这些措施，鼓舞战士和民众的抗战热忱，提高部队自身素质和战斗力。
    日益增强的长超部队严重威胁日军运输交通线，日军欲除之而后快。 1938年2月，驻吴兴日军出动六艘快艇前来围攻长超部队。李泉生得此消息后，转移民众，指挥兵力分四路在八里店至长超中间地段的罗田漾进行伏击作战。下午1时许，前来围攻的日军乘坐快艇刚进入伏击圈，就遭到长超部队猛烈的火力围攻。日军如同瓮中之鳖，狼狈逃窜。 3月6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又在石淙和重兆之间的张村集结，企图与吴兴城南之敌夹击长超部队，还出动一架飞机配合。李泉生周密部署，在各水路要隘据守，阻击敌寇前行，经过4小时激战，敌军受挫而退。
    长超部队不仅自主开展游击战，还配合国民政府军袭击日军。升山是日军驻吴兴东门外的大本营。 1938年3月21日深夜，李泉生率领部队配合国民政府军五十九师一七五旅九团二营一个连，向睡梦中的日军发起猛攻。经过3小时激战，迫使大本营的日军向吴兴县城撤退。升山夜袭也成为长超部队战史上歼灭日军数量最多的一场战役。
    在连续遭受到“长超部队”的伏击和重创后，日军报复心理陡增。 4月8日， 1500余名驻吴兴日军分水陆进攻长超。为避敌锋芒，李泉生率部撤往安全地区。丧心病狂的日军将长超及其沿途村庄焚为焦土。日军的暴行不但没有击垮长超部队的士气，反而更激发起顽强的斗志。 5月1日拂晓，长超部队联手国民政府军在八里店附近公路伏击日军3辆军用卡车，当场击毙7人，俘虏少尉1人。部队官兵带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在双林镇召开大会祝捷游行。
    在打击日寇的同时，长超部队还经常锄奸灭霸、为民除害。先后处决汉奸、恶霸19人，其中包括曾勾结红枪会杀害郎部党支部书记王文林的罪魁祸手费冠英。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春，长超部队先后袭击乌镇、新市等地日军据点，破坏敌方水陆交通和军用电线，毙敌百余，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长超部队也被日军视为打不败的“老虎部队”。
    英勇善战的长超部队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第一挺进队的觊觎。 1938年下半年，挺进队时常纠集数千人的游杂武装围攻长超部队。为保存实力，避免冲突，李泉生被迫接受收编，改番号为“江南第一挺进队直属独立大队”。
    长超部队同样受到新四军和中共党组织的重视。 1938年夏，新四军派往太湖沿岸的吴林枫找到长超部队，受到李泉生的欢迎。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后，为团结李泉生部队，又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军事干部来到该部，帮助开展政治、民运、军事工作，并先后发展30余名党员、建立7个党支部。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浙西特委虽未恢复李泉生的组织关系，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党的工作。
    1940年2月，长超部队又被国民党整编为浙江省第三保安团，李泉生调离部队任桐乡县长。 1945年新四军苏浙军区开辟吴兴西部地区时，李泉生重回革命队伍，担任吴兴县双林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菱双游击中队队长、吴兴县抗日民主政府路东办事处主任等职。后随新四军北撤至山东。
    威震杭嘉湖的朱希部队
    淞沪会战后，从上海撤至皖南宁国的国民政府军第13师第77团2营营长朱希和汪鹤松，奉命率部前往苏浙皖边山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朱希和汪鹤松都参加了惨烈的淞沪抗战，又亲眼目睹同胞被无辜残害，他们决心要誓死与日寇决战到底。于是，朱希和汪鹤松又率部从天目山区挺进杭嘉湖地区，把落脚点放在练市、乌镇一带。在沿途吸收一些流亡青年后，这支200多人的武装，组建为孝（丰）武（康）安（吉）长（兴）吴（兴）军游击队，朱希任司令，汪鹤松任副司令，因此，又称“朱希部队”或“朱汪部队”。1938年4月，朱希部队刚抵达练市附近，即与从乌镇外出骚扰的日军遭遇。由于朱希部队头戴钢盔，服装整齐，作战有序，日军不敢恋战，退回乌镇。当晚，朱希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连夜趁胜追击，一举攻下乌镇。随后，朱希部队又连克吴江严墓、嘉兴新塍等地，袭击吴兴南浔、吴江震泽之敌，先后击毙日军5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汽艇2艘、机枪数十支。经过连续作战，建立了以乌镇为中心，包括吴兴双林、练市，嘉兴新塍，吴江严墓等在内的广阔游击区，在苏浙边界打开了局面。
    随着朱希部队声势大振，许多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纷纷加入。朱希部队从最初的200余人扩展到4000余人，编为5个团、 9个直属大队和1个迫击炮连，成为浙西敌后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
    驰骋于湖嘉和苏南地区的朱希部队引起中共党组织的关注。 1938年夏，受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委派到天目山南北各县了解形势的徐洁身，获悉朱希部队情况后即来到乌镇，与朱希商谈共同抗日的问题。
    朱希是湖北麻城人，大革命时期曾从事农民运动，并参加过共青团，后因土豪劣绅追捕而走上军旅生涯。早年的经历让朱希对中共有一定的思想认知。他当即对徐洁身表示愿意合作抗日，并诚恳邀请共产党派干部加入该部工作，传授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方法。此后，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调派多名党员到朱希部队协助开展军事和群众工作，建立直属临时省委领导的党支部，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朱希也抽调一批进步青年到皖南受训。
    在中共的帮助下，朱希部队军事和政治素质得到提高，战斗力增强。 1938年8月17日晚，朱希、汪鹤松趁日军从 浙 西抽调兵力参加武汉会战，兵力空虚之机，夜袭南浔镇，歼灭日军30余人。当月下旬，驻湖州日军纠集各据点兵力数百人，分西、北两路向南浔反扑，并袭击乌镇，企图截断朱希退路。朱希采取避实就虚战术，主动撤离南浔，向东袭击震泽据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正在震泽视察的日军顾问斋藤吓得仓惶逃往平望。这一仗共缴获日军汽艇1艘、马达船11艘及大批枪支。
    频频告捷的朱希部队震惊了杭嘉湖地区的日军。驻扎在杭州的日军司令部认为，要稳固浙西沦陷区，就要切断朱希部队与天目山后方的交通联系。于是，调派军队占领德清辉山、干山、龙山，构筑碉堡工事固守。为拔除这些“钉子”，朱希率三个团兵力前往攻打，以迫击炮轰击辉山等据点，日伪军落荒而逃。朱希部队一举收复“三山”，当时被誉为“三炮定三山”。
    1938年10月日军攻克武汉后，部分被调走的日军返回原防，日军在杭嘉湖地区的兵力得到增强。 11月9日，日军卷土重来，调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日伪军1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朱希部队大举攻击。被重兵围困的朱希部队主动撤离乌镇，白天休息、夜晚行军。 11日深夜，朱希部队因迷路误入三面环水的练市钟家墩，凌晨即被穷追不舍的日军包围。经过昼夜血战，朱希部队受到重创，死亡800余人，
    多名中共党员骨干死难。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朱希乘菱桶渡河方得脱险，后率余部200余人转移至安吉孝丰休整。
    1939年初，朱希、汪鹤松率部重返路东地区，在乌镇、严墓一带收编旧部，扩充武装。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后，为积极争取朱希部队，于5月再派党员到朱希部队，并将支部改为浙西特委直属的特别支部，特委委员徐洁身兼任书记，继续在部队及驻地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重整旗鼓的朱希率部队重新投入到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中。4月13日，朱希部队在乌镇、南浔间的吴江桃源伏击日军，取得“阳和桥大捷”，击沉日军汽艇2艘，歼灭日伪军30余人。后又在乌镇等地多次伏击敌人，重创外出骚扰的日军。部队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充。八九月间，朱希部队发展到两个营，再次成为插入浙西敌后的一把利刃。
    然而，屡立战功的朱希却遭到国民党的猜疑。 1940年，朱希部队被改编，朱希也被任命为保安副司令的闲职。抗战胜利前，又先后担任国民党德清县长、第十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郎玉麟部队、李泉生部队、朱希部队是活跃在京杭国道路东一带的三支重要抗日武装。他们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战，打击日寇，保卫家园。这三支武装成立之初，即得到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的支持。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后，制定了“依靠郎玉麟部队、团结李泉生部队、争取朱希部队”的正确方针，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帮助开展思想、军事和群众工作，为三支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提供了保障。（湖州日报）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沈慧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