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在气候、物产上有其明显的共通性，在文化上也有其较为统一的特点。实际上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有些典型特征已经形成，后经历代演变，逐渐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的江南文化共同体，是江南地区重要的精神纽带和社会中坚力量。属于“江南腹心”的湖州，从古至今一直属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梳理并传承好湖州文化中的江南元素，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是湖州文化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保护江南文化的文脉，开掘江南文化的新风俗，在留住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的同时，不断创新江南文化的全新样式和民俗特色，让江南文化在和湖州生态文化相得益彰的艺术效应中，实现新的融合与发展。湖州为什么最江南？我们可以从自然地理、生产方式、居住形式、经济发展、文化风俗等多个角度进行解析。
　　自然山水：长江中下游的缩影
　　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和多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分析指出，“湖州是整个长江中下游的缩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湖州地处天目山与太湖之间，西与南为山地丘陵，东与北为水乡平原，山、水、林、田、湖、草，诸要素齐全，是太湖流域的生态涵养地。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分平原、丘陵、山地三个类型。自西南至东北，依次呈山地、丘陵、平原梯级分布，俗称“五山一水四分田”。海拔落差有1500米之多，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亚地貌形态，兼具山地清幽之美与平原疏旷之美。
　　清《浙江通志》这样形容湖州的山水，“夫水源于山，始分而终合；山别于水，始合而终分”。湖州西倚势若奔马的天目山脉，境内重岗复岭，群山逶迤，异峰突起，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78座，其中龙王山高1587.4米，是江南地区的最高峰。山势磅礴，溪谷深切，水流湍急，叠瀑壮观，覆盖着生态完好的原始森林，是黄浦江之源头。元末明初的张羽《苕霅溪》诗云：“巍巍天目峰，高大压南纪。崩泉初滥觞，奔放成兹水。分流为苕霅，汇此古城里。”清范硕《水利管见》，对湖州山水有非常精确的描述，“吴兴全郡半山半水”，“吴兴居震泽上游，环郡皆山。其水自天目之阳,从余杭而来者为霅水；自天目之阴，从孝丰而来者为苕溪。二水会合，其应流入定安门、出临湖门，直趋大钱、小梅等处以入太湖。其支流东行自运河之南，巨源百委会同北流，向俱从乌程二十七溇、暨吴江九溇输泻入湖。”
　　俯瞰湖州大地，西和南是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东和北为水乡平原。两者的自然景观截然不同，西侧山高林密，幽深无限；东侧一马平川，空旷舒展。两大地理区块的交接大致以东西苕溪为界，此间山峦呈指状伸展渐失，山体与平原犬牙交错。东西苕溪水系在东部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密集的河网湖群，天目山脉尾闾的青山翠峰在岸相映，“水逶迤而清深，山连属而秀拔”，构成湖州地区特有的江南秀丽胜景，景观极为丰富，即所谓“山水清远”。古人喜欢用“清远”来形容湖州独特的江南山水之美，早在东晋咸和年间，谢安就“以吴兴山水清远，求典此郡”（颜真卿《题谢公塘碑阴》），苏东坡在《墨妙亭记》里也称赞“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
　　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兴清远图》是赵孟頫初到北方怀乡所作，他把山水画表现“远”的空间意境的手段推向了极致，辽阔的天空和开阔的水面竟占据了画的绝大部分，中间从右至左在画幅中间画上逶迤的青山，整体山势由近渐远，不断远去，延伸至远处的水天之中。元末明初的徐一夔在画上题诗：“青山靡靡水悠悠，水色直连山尽头，若欲更寻清远处，人间那复有湖州。”赵孟頫在《吴兴山水清远图记》中详细描绘了天目苕霅山泽逶迤，覆钟孤丘星罗棋布的清远景观，“春秋佳日，小舟沂流城南，众山环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与船低昂，洞庭诸山，苍然可见，是其最清远处耶”。清代诗人画家沈宗骞更加自豪地说：“我吴兴山水清远，甲于天下。”
　　山因水而清，水依山而远，古人有云：“游其地者，短策可登，轻桡可泛，疏峰秀嶂，回渚环洲，下映上探，皆成丽瞩。”湖州的山水田园风光，吸引历代诗人或泛舟苕霅，或隐居天目，他们用诗歌很详尽地描绘了湖州诗意的乡村环境、生产劳作与生活风俗。清乾隆有“苕霅溪山吴苑画”之语，宋元以降，历代都有绘画佳构表现湖州山水田园的清远之美。湖州山水相连，山水相映，山因湖而青，湖因山而媚，村镇、城市因山湖相映而秀气逼人，恬淡清新。因此，湖州自古就是令人向往的宜居之地。《全唐诗·谚谜·湖州里谚》更称颂道：“唐末五代，天下皆被兵，独湖州获免，其时语云：‘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元代诗人戴表元赞道：“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明代诗人德祥也说：“平生只想住湖州，僻性迂情可自由。一片水声中倚杖，几重山色裹行舟。”
　　人居环境：水做江南的典范
　　江南文化是在水中浸泡出来的文化。对于江南来说，水是不可替代的特征，江南如果没有水，就不称其为江南了。在江南的土地上，水就是命，水就是运，水就是天，水就是地，许多诗人对江南的认知首先就来自于水。江南文化独具“水文化”特质，水的善处下位、待机而动，水的随物赋形、兼容并蓄，都给江南人带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智慧。
　　天目山是江南降雨量最丰富的区域，嘉泰《吴兴志》载：“府以湖名，近五湖也，中有霅溪合四水也，众水群凑而太湖虚受，坎流而不盈，习险而无泛滥，此郡所以立也。”赵孟頫《吴兴赋》云：“自古始，双溪夹流，繇天目而来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涟漪，束为碕湾，汇为湖陂，泓渟皎澈百尺无泥，贯乎城中，缭于诸毗，东注具区，渺渺漭漭，以天为隄……”明王世贞对湖州最直观感受是：“吴兴水至多，割地几十之五。”在湖州，不同水域表达的词汇非常丰富，除了常见的江、河、湖、溪以外，还有溇、浜、渎、渚、濠、泾、浦、湾、汇等等，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它们赋予水不同的涵义，共同组成了湖州作为江南水乡丰富而隽永的韵味。
　　水是唤起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临水而居，塑成了人类对水的依赖与记忆，湖州历史上水与人和谐共生的关系，家家户户都有船，水将运输、生产、生活连接在一起，为记忆场所“物、场、事”提供了更深的印记。湖州位于太湖上游，拥有64公里长的湖岸线，湖州先民在自然水系的基础上开凿溇港，“横塘纵溇、位位相接”，急流缓受、级级调蓄，实现了治水与治田的结合。2016年“太湖溇港”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湖州水乡多鱼，尤以菱湖为最，是四大家鱼发祥地，桑基鱼塘系统形成了种桑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江南水乡典型的生态农业景观。2017年“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傍水人家起楼阁”出自明孙蕡的《湖州乐》，“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楼阁”。南宋释居简的《寄湖州故旧》也云：“梦忆湖州旧，楼台画不如。溪从城里过，人在镜中居。闭户防惊鹭，开窗便钓鱼。”来自不同方向的溪流，将湖州城切割成一个个水中芳洲。城市如同漂浮在水上，城墙同时也是防水的堤岸，城门同时也是水流进出的孔道，城门也即水门。湖州因湖而得名，又因城内外水域辽阔，自古就有水晶宫之美誉，唐代杨汉公《明月楼》诗云：“吴兴城阙水云中，画舫青帘处处通。溪上玉楼楼上月，青光合作水晶宫。”湖州又被称为“水云乡”，唐代诗人郑谷云“远看城郭里，全在水云中”。水是湖州的命脉，桥则是这座城市的纽带。明代弘治《湖州府志》卷五《桥梁》记载：“吴兴北临具区、南来苕霅之水咸趋于此，其间散而为溪港者，不可胜纪，所以郡之桥梁尤倍于他所也。”湖州可称得上是中国古桥博物馆，清及清以前的就有1200多座，占整个环太湖地区的近一半，尤以宋元古桥群最具特色和最富价值。
　　赵孟頫代表作《水村图》描绘的是当时典型的江南水乡意象。湖漾密布，港汊纵横，密如蛛网般的毛细水系，决定了东苕溪中游村落的滨水特质，都是典型的水村。从德清下渚湖畔到城南碧浪湖畔，天目山和东苕溪山水交汇、山水相偕之处，曲行的苕溪、孤立的山丘、开阔的湖漾、黛青的远山在这里完美组合。湖州拥有南浔、新市、双林、菱湖四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领衔的运河古镇集群。主要市镇多位于水路要冲，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镇，因水成市。鱼贯而行的舟楫，穿梭来往，人员和货物因此流动不息，构成独特的“水乡”风貌。
　　唐宋成型的湖州运河水系，拥有六纵五横的大型运河网络，是江南运河的主要骨架，并通过密如蛛网般的内河支港联系着广阔的水乡腹地，以至平原之地几乎村村都有舟楫通行来往。早在唐代顾况的《湖州刺史厅壁记》就誉湖州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的名郡。明万历时已是“东连吴会，西达金陵，碧湖荡其脑，具区溃其尾。民艺稻秫桑麻，士习弦诵，四方之贩夫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唐宋起，无论官员、诗人还是商人都选择湖州路线而不走杭嘉路线，因为这条路线的风光和景物比杭嘉段更美，行船也更加方便，不需要过堰闸。当时运河沿线有许多夜航船，《中吴纪闻》中也称“夜航船惟浙西有之”。
　　发展模式：农商皆本的标杆
　　江南自古富庶，江南文化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重视实践理性，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江南百姓注重物质生活，也讲究物质享受。两宋以降，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农商并行发展的“农商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则是农业、商业、手工业和牧业为基础的多元并行经济。湖州拥有优越的区位位置和便捷的水运交通，周围是大量的城市聚落，南京、苏州、杭州，丝绸之路联通全世界，市场广阔，在湖州强大的经济力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优美的山水三者在湖州相得益彰，既有素朴的田园风光、隐居小舍，但也带有市井的奢靡之态。明王道隆说湖州地区“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长乐，差有僭逾之风焉。”显然，这种情况在湖州城乡颇为普遍。
　　湖州文化的融合特质使湖州人具有更多的包容性，随着明清农商经济的兴盛，很快容纳和融合了商业文化。《药言》是明湖州乌程人姚舜牧创作的家训作品，亦名《姚氏家训》。姚舜牧认为：“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以免祸。”清乌程人沈垚更发出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振聋发聩的观点，“工商皆本”的理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丝绸、瓷器、茶叶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输出的三大宗商品，是世界文化和文明版图中独具东方特质的中国文化符号。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入宋后，已有“湖丝遍天下”之美誉，成为中国蚕丝主要产地，直至近现代。依托运河的江南丝路，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近代上海开埠后，湖丝出口贸易剧增，清光绪以后，湖州生丝贸易更在浙江省占半数以上。湖州东苕溪中游是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是一直不间断生产的原始瓷产地，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德清窑是以黑瓷与青瓷兼烧，以青瓷为主而以黑瓷闻名的古窑场，德清窑是从东汉一直延续到唐宋的一个完整窑系。上海青龙镇是唐宋重要的贸易港口，青龙镇遗址发现大量唐代德清窑瓷器。湖州是中国最早利用茶的地区之一，陆羽隐居湖州著《茶经》，湖州因此就有了“茶道源头”的美誉。颜真卿、杜牧作为郡守都曾驻守顾渚山督造贡茶，因此留下了许多唐代的诗篇和摩崖石刻，成为珍贵的中华茶文化遗产。如今的湖州，长兴紫笋、安吉白茶、莫干黄芽，都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都是风靡一时的佳茗。
　　雕版印刷技艺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两宋之际，湖州思溪王永从家族刊刻的《思溪藏》是国内外公认的南宋版典藏珍本。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以晟舍闵、凌两家为代表，先后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尤以雕版套色印书闻名。织里书船是古代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久盛不衰。
　　湖笔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毛笔，被誉为“笔中之冠”，“文房四宝”之首。明謝肇淛在《西吴枝乘》中称赞湖笔“毛颖之技甲天下”。湖笔蜚声四海始于元，钱舜举的画、赵孟頫的字、冯应科的笔被并称为吴兴三绝。“湖俗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琏村”，他们既是制笔工匠，又是贩笔商人，“善琏人多以笔为业”。清代以来，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大的湖笔非王一品莫属。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州镜始铸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使湖州成为宋代铜镜的铸造和销售中心。其中石家镜是宋代铜镜中行销覆盖范围最广、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传世流通量最多的铜镜。湖州镜的产量很高，销路甚广。湖州铜镜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宗贵重出口商品之一。明代的湖州铜镜铸造业在继承两宋时期铸造工艺和传统的基础上，再一次成为全国铸镜中心，并持续影响至清代晚期。薛家镜是明、清时期湖州薛氏家族所铸铜镜的统称。薛家镜以造型古朴、质量上乘称道一时。
　　世风移易：尚武到崇文的范例
　　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其实，江南文化刚柔兼具，既有杏花春雨、款款柔情，也不乏铁马秋风、铮铮侠骨。历史上的江南经历了由尚武而至尚文、崇勇而至崇教的漫长演变，梳理江南文脉，不难发现，早期的倔强、勇气，依旧构成今人不断超越、创新的精神底色。六朝时期是江南文化的嬗变转型阶段，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非常明显。至唐宋已是“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教育科举发达、文化艺术繁荣，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人文奥区。
　　湖州早期文化特征尚武。吴越之间的相互征战，血族复仇演绎着吴越文化的尚武精神，莫干山就因莫邪干将在此铸剑得名。秦末项羽避仇吴中，选中苕溪众水交汇的江渚汇筑城屯军，城墙高筑，四周开城壕，这就是著名的“项王子城”。项羽的江东八千子弟多半出自尚武的乌程县，号“乌程兵”，是中国古代最强悍的军团之一。湖州尚武的习俗一直相沿至晋代，西晋左思《吴都赋》中还提到吴地“士有陷坚之锐”。当时吴郡尚有以义兴（宜兴）周氏、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武力豪宗”，拥有强大的部属、家丁。从南朝开始，湖州逐渐由尚武向崇文转变。沈家由“武力豪宗”向“文化士族”转化，出现了沈约、沈重等文化名人。这种转变与谢安、王羲之、柳恽等众多文化宗师来守吴兴有关，湖州的清远、清丽融入了他们的风雅、典雅，奠定了湖州之后千年的文化发展基调，是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积淀并最终塑造了湖州闲雅尚文的文化形象。
　　湖州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藏书刻书家和各类学术大师，诗文书画戏曲成就独领风骚，学术流派众多，成就显赫。唐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称赞道：“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唐宋以后，“湖俗好儒术”，“儒风盛于东南。自湖学始急于进取”。宋代教育家胡瑗创立的“湖学”对湖州影响至深，分斋教法培养出来的湖州人富有科学精神，善治事。唐代至清未，湖州进士及第的共1530人，其中，历代的状元就有18人之多。近代以来，湖州人积极投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进步与创新，大批湖州学子成为我国杰出的科技领军人物。“两弹一星”元勋中就有三位湖州人：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
　　历史上，与湖州渊源深厚的书画大师多，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等都曾在湖为官；湖州本土的书画大家多，曹不兴、张僧繇、燕文贵、赵孟頫、王蒙、吴昌硕等都是开宗立派的书画俊才；大师传世佳作涉湖题材多，《吴兴帖》《湖州帖》《苕溪诗帖》《西塞渔社图》《吴兴山水清远图》《青卞隐居图》……这是绢本、纸本里的“湖州”，是泊在经典书画里的“湖州”。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中国书画藏品中，我们能找到更多的“湖州”印记，清远“湖州”入书入画，国内无出其右。因此就有了“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美誉。
　　湖州山水相偕的田园风光，吸引历代诗人泛舟苕霅运河，创造许多属于湖州的唯美意象。出自柳恽《江南曲》的白蘋洲，成为分手送别，思念断肠之地的象征，在《全唐诗》里，涉及“蘋”“白蘋”的诗多达几百首之多。张志和的千古绝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传递的清远意境只有在江南的湖州寻觅。唐代大历年间颜真卿来守，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使中唐成为湖州历史上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唐代湖州本土诗人皎然、孟郊、钱起，客居诗人白居易、杜牧、温庭筠、陆龟蒙等等都曾留下美篇。湖州的运河航道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航道，苕霅溪上最美丽的风景都在一个个河湾上，远山近水，移步换景。两宋数得上来的诗人都歌咏过湖州：苏轼、欧阳修、姜夔、吴文英、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留下了无数精彩华章。
　　湖州历代有收藏的传统，保存和保护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沈约是南朝中国藏书第一大家，两宋以后，湖州有记载的藏书家就有叶梦得、陈振孙、赵孟頫、茅坤、臧懋循、陆心源等100多人。叶梦得的“紬书阁”、茅坤的“白华楼”、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干的“嘉业堂”都是江南闻名的藏书楼。近代庞莱臣的“虚斋”则以藏画誉满天下，上博、南博、苏博的书画镇馆之宝大多出自“虚斋”。湖州藏家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文化传承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
　　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中心。湖州有小说戏曲的创作传统，早在南朝梁时候吴均著有《继齐偕记》，书中七月七日织女渡河会牛郎故事，五月五日作粽祭屈原故事等等，常为人引作典故。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等篇，被视为唐代传奇创作开始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而明凌濛初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所著《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与冯梦龙所著的“三言”，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代表。凌濛初也是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臧懋循是明代以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为特色的藏书家，以编著《元曲选》而闻名。《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西游补》的作者董说都是明末清初南浔的小说家。
　　湖州春轧蚕花、夏抬猛将、秋祭防风、冬舞百叶龙，真可谓“自古江南风俗美”，这些民俗活动以各种形式至今仍流传于南太湖畔，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州共有防风传说、龙舞、灯舞、湖剧、湖笔制作技艺、蚕丝织造技艺、绿茶制作技艺、蚕桑习俗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州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精耕细作生产和精致细腻生活的典范，是全国淡水鱼基地，湖州厨师推陈出新创新制作出了“百鱼宴”，运河沿线的练市、新市、双林等运河古镇的羊肉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风味。
　　千百年来，美丽富庶的江南是人们向往的乐居福地，江南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体现追求精致和诗意的江南生活态度。人间风景千千万，唯有江南带着流水的轻巧，漾出时光多变、沉醉千年的模样。千姿百态，源远流长，唯美惊艳，余波绮丽，绕梁不绝，对于湖州江南文化而言，也很难通过一种框架结构写出它们的全部生动，呈现它们全部韵味，还原它们的全部景象，也许道不尽、说不明、看不透、理不清，正是湖州江南文化所特有的朦胧之美。
　　一泓泓澄澈碧水粼粼而起，漫漫岁月中流淌着水乡的清秀，一座座宋代石桥横跨在平静的水面，或优雅别致，或玲珑飘逸，或婉约深情，呼应着近处的粉墙黛瓦和远处的青山隐隐一起涌入眼帘。游览其间，如一叶扁舟，穿行在青山绿水之中，两岸历经风浪的斑驳和亘古柔情的胜迹，特别那些破茧成蝶的水岸人家，风尚别致，都是由世代相传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行为方式的延续而构成的，即便是在琐碎寻常的日子里，浮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江南符号，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基因和生生不息的传奇。即便是到了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历史风尘不复存在，水做的江南，那种诗情画意，依然是飘扬在人们心头的温暖记忆！